摘要：《吴子》又名《吴起兵法》《吴子兵法》等。战国吴起撰。吴起是战国初期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吴子兵法》是吴起千百次军事斗争的经验总结和实践结果。其继承以往的兵学理论, 结合当时的军事形势, 总结自己的作战经验, 集中地论述了战争原则、战略思想、军事策略、治军宗旨和军队建设等问题, 得出了诸如“先和而后造大事”, “审敌虚实而趋其危”, “兵不在衆, 以治为胜”, 将帅要“文武兼备, 刚柔相济”等等一系列宝贵的军事见解。吴起作为一名军事家, 常与孙武并称。《孙子》《吴子》向来相提并论, 被奉为兵学经典。《吴子》不仅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而且在世界军事史上, 享有较高声誉。

　　关键词：《吴子》; 战争原则; 战略思想; 治军宗旨; 将帅观;

　　On Military Thought of Wu Zi

　　SUN Dong-xia

　　School of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Abstract：

　　Wu Zi, written by Wu Qi who lived in Warring States period, is also known as The Military Science of Wu Qi and The Military Science of Wu Zi.Wu Qi was an outstanding strategist and statesman in the early Warring States period.The Military Science of Wu Zi was the experience summary and practical result of Wu Qi's thousand military struggles.By inheriting the former military theory, combining with the military situation at that time and summing up his own combat experience, Wu Qi concentrates on the issues of war principle, strategic thinking, military strategy, military purposes and army building, and concluded many valuable military insights such as:“Peace is the first, and then do major events”, “Judge the enemy's weakness and attack it”, “A strong army does not lie in quantity, but in governance”, Generals must“be accomplished with both the pen and the sword, and alternate kindness with severity”.As a military strategist, Wu Qi has been as famous as Sun Wu.SunZiand Wu Zi have always been mentioned in the same breath, and have been regarded as classics of military science.Wu Zi not only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ilitary science, but also enjoys a high reputation in the world military history.

　　Keyword：

　　Wu Zi; principles of war; strategic thinking; the purpose of governing the army; the concept of generals;

　　Received： 2018-10-30

　　《吴子》又名《吴起兵法》《吴子兵法》等。战国吴起撰。吴起 (前445?-前381) (1) 是战国初期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关于他的生平事迹, 主要见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另外《荀子》《韩非子》《墨子》《尉缭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别录》《汉书》等也有记载。

　　吴起是历史上少有的文武兼备的军事家和功绩卓著的政治家。先看他的军事战绩。他在鲁, “将而攻齐, 大破之”[1]2165;在魏, 建立魏国武卒制度, 使魏国空前强大, “守西河, 与诸侯大战七十六, 全胜六十四, 余则均解, 辟土四面, 拓地千里”[2]36;在楚, “南平百越, 北并陈蔡, 却三晋, 西伐秦”[1]2168。《尉缭子》说:“有提七万之衆而天下莫当者, 谁?曰吴起也。”[3]370他智谋超群, 坚毅顽强, 治军严格有方, 同时又平易近人, 爱护士卒, “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 行不骑乗, 亲裹赢粮, 与士卒分劳苦”[1]2166。

　　伴随着这些军事战绩的是吴起在政治上对所在国的变法图强。在魏国教魏文侯“内修文德, 外治武备”、“教百姓而亲万民”、“先和而造大事”, 强兵先强国, 治理国家要“绥之以道, 理之以义, 动之以礼, 抚之以仁”。他告诉魏武侯国家的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 国君要“谨君臣之礼, 饰上下之仪, 安集吏民, 顺俗而教, 简募良材, 以备不虞”。要尊贤用能, “使贤者居上, 不肖者处下”, 这样才能“阵必定, 守必固, 战必胜” (2) 。在楚国, 吴起力行变法, “明发审令, 捐不急之官, 废公族疏远者, 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 破驰说之言纵横者”[1]2168。故此, 吴起在鲁则鲁破强齐, 去鲁则鲁削。在魏守西河, 秦人不敢东顾, 去魏而西河卒归于秦。在楚则楚强, 死楚则楚弱。他的经历和作用证明了什么是“得之则国强, 去之国亡”的“良将”。

　　《吴子兵法》是吴起千百次军事斗争的经验总结和实践结果。其继承以往的兵学理论, 结合当时的军事形势, 总结自己的作战经验, 集中地论述了战争原则、战略思想、军事策略和军队建设等问题, 得出了许多宝贵的军事见解。

　　一、“先和而后造大事”的战争原则

　　“和”就是国内政治治理的清明和谐, “大事”就是军事行动。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政治和军事的密切关系。政治治理是根本,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或者说是政治的极端方式。儒家出身的吴子清醒地认识到和谐清明的政治对军事胜利的重要性。

　　吴起初见魏文侯就明确提出了“内修文德, 外治武备”的治国方略。指出两者相辅相成, 不可偏废。就是政治治理与军事战备相结合才能使国家强盛。国内政治治理的方式和最终的效果都是“和”。“和”首先是“慎战”, 要“参天时”“惜民命”“顺民意”, 不可草率发动战争, 不能乐战、好战。所谓“天下战国、五胜者祸, 四胜者弊, 三胜者霸, 二胜者王, 一胜者帝”。越是能少用战争解决问题的君主, 越能受到民众的爱戴, 越能稳固统治。这与中国传统的“耀德不观兵”思想是一致的。非要发动战争了, 也要慎重决策, “不敢信其私谋, 必告于祖庙, 启于元龟, 参之天时, 吉然后举”。

　　战争也要符合“道义”, 要“举顺天人”。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 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 是因为成汤和周武皆是以“义”讨“不义”。圣人治国“绥之以道, 理之以义, 动之以礼, 抚之以仁”, “必谨君臣之礼, 饰上下之仪”, “使贤者居上, 不肖者处下”, 这样能使整个国家政治和谐清明, 上下一心。上爱其民, 民亦亲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 这样一旦临战, 则必然“以进死为荣, 以退生为辱”, 同仇敌忾, 最后达到“阵必定, 守必固, 战必胜的效果”。

　　因发动战争的目的不同, 战争的性质也就不同, 其名也不同。有“义兵”、有“强兵“、有“刚兵”、有“暴兵”有“逆兵”。“禁暴救乱曰义, 恃衆以伐曰彊, 因怒兴师曰刚, 弃礼贪利曰暴, 国乱人疲, 举事动衆曰逆”。所以, 战争的出发点首先出于保家卫国或者“禁暴救乱”的义战, 因其他目的而发动的战争, 吴子是排斥的。因为义则聚士气, 义则强兵势。“师直则壮, 曲为老”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理直则气壮。提倡“义兵”, 抑制刚兵、暴兵的战争思想也是立足于“和”的, 而面对这五种战争形式, 其对策也是以“和”为原则的。

　　吴子虽然倡导义兵, 但又认为战备不可废, 是因为一个国家不去侵犯别国, 难保他国不会向自己施以“强兵““刚兵”“暴兵”“逆兵”, 外治武备就是为了“备不虞”。既然要“慎战”“少战”“义战”, 那么就不能兴师动众, 要简募良材, 培养少而精的“练锐”之师作为战争主力。

　　总之, 能做到“先和而后造大事”的国家必然要有贤明的君主和统治者。

　　二、“审敌虚实而趋其危”的战略思想

　　战前一定要充分了解敌情, 在对敌人虚实做出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做出作战对策。首先要详细研究敌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民俗等方方面面。在《料敌》一章中, 吴子首先分析“六国之俗”, 针对六国特点提出不同的战争对策。如其分析齐国和秦国的特点说:

　　夫齐性刚, 其国富, 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其政寛而禄不均, 一陈两心, 前重后轻, 故重而不坚。击此之道, 必三分之, 猎其左右, 胁而从之, 其陈可坏。秦性强, 其地险, 其政严, 其赏罚信, 其人不让, 皆有斗心, 故散而自战。击此之道, 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 士贪于得而离其将, 乗乖猎散, 设伏投机, 其将可取。

　　这里吴子一再重申了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这一思想。战前一定要做好对敌国的调查研究工作。《孙子》曰:“知彼知己, 百战不殆。”[4]6吴子强调“审料敌情”, 同时还要料选可以击倍的“坚阵之士”来与敌交战。这是对《孙子》“知彼知己”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其次, 在具体交战中, 依据各种不同的境况判断敌情, 然后果断作出“击之”或“避之”的决策。吴子总结出八种可以果断出击的情况:一是风疾天寒, 敌军长途跋涉, 昼夜兼程, 破冰渡水, 而将帅对士卒的艰难困苦又不加顾惜。二是盛夏炎热, 休息与活动没有规律, 将帅驱使着饥渴的士卒赶路, 去攻取远处的目标。三是军队在外面滞留日久, 粮食接济不上, 老百姓怨恨愤怒, 谣言和灾祸四起, 上面没有办法制止。四是军需品已经耗尽, 物资短缺, 又一直阴雨连绵, 想去抢掠而无处可抢。五是兵力单薄, 水土不服, 人马得了疫病, 四邻的救兵又不到, 六是长途行军已近天黑, 士兵又疲累又恐慌, 又困倦又饥饿, 把盔甲解下来睡着了。七是将领和官吏没有威信, 士兵们心神不定, 全军屡屡惊恐不安, 又没有援军。八是阵势尚未摆好, 营帐尚未扎好, 行经险要之处, 部队半隐半露摆布不开。敌人一旦出现此种情况, 说明其处于某种不利和被动状态, 这对我方来说就是战机, 应当果断出击, 毫不犹豫。

　　以上八种情况是敌人之“危”, 敌人之“虚”, 故当趋之而毫不迟疑。相反如果遇到敌人有以下六种情况, 则应当主动“避之”, 不可与之接战。一是土地广大, 人民富衆。二是上级爱护下属, 施与恩惠遍及全国。三是赏罚严明, 对功过处理得恰当及时。四是按战功的大小排列等级, 任用有才德之人。五是兵多将广, 武器精良。六是有周围邻国的帮助, 更有大国的支援。凡在上述这些方面不如敌人, 应当避免与之交战, 不可疑惑。这正是所谓的“见可而进, 知难而退”的道理。

　　再次, 敌人的有些“虚实”是明显的, 见其虚可以不卜而与之战;见其实, 应当不占而避之。但有些虚实和战机不是很明显, 是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分析才能推断出来的。因此, 吴起又提出了通过敌军的表面现象推知其内部情况、从敌军动向推知其作战意图的方法, 从而判断战争的胜负。如从军队的队形散乱、旗帜东倒西歪、人马东张西望等外在现象可以推断其为军纪不严、疲沓散漫的队伍。这样的队伍必然没有多强的战斗力, 可以对其以一击十。如果是多国的盟军, 军队尚未会合, 首脑国君臣不和, 防御工事也没有筑成, 军令不行, 军队散乱无纪律, 要进不能, 欲退不敢, 这样的军队没有凝聚力, 盟国各怀其私, 不堪一击, 就可以果断出击。

　　总之, 在战术上, 吴子的基本原则就是在“审料敌情”的基础上“避实击虚”, 这一点与《孙子兵法》是一致的。《吴子》的可贵之处是详细分析了敌人的种种虚实之状, 这是其在作战实践中的经验总结。这些精辟的战略战术对后世影响很大, 后世有许多著名战例都印证了吴子的战术和策略。

　　三、“兵不在衆, 以治为胜”的治军宗旨

　　(一) 战争需要“练锐”之师

　　吴子的战争原则是慎战、少战、义战。不战则已, 战求必胜。吴子用自己的辉煌战绩说明了这一点。吴起被魏文侯立为大将, 守西河, 与诸侯大战七十六, 全胜六十四, 余则均解。在战乱频繁的战国时代, 作为四面受敌的魏国将领, 吴子无法做到少战, 无法使魏国“一胜而帝”, 更无法像上古先贤那样“一戎衣而天下定”, 但他可以基本做到“不战则已, 战求必胜”。吴子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 跟其“精兵强将”的治军主张和赏罚严明的军队建设密不可分。从他的“先和而后造大事”的思想, 从他的“慎战”、“义战”思想都可以看出, 他要以国家整体的综合国力来凝练士气军魂。而他的“审敌虚实而趋其危”的战略思想也是以军纪严明的练锐之师对付治理不佳的军队。正因为治理不济, 才给人可乘之机和可击之“虚”。吴子在《图国》章提出建立军之“练锐”的主张:“民有胆勇气力者, 聚爲一卒;乐以进战効力, 以显其忠勇者, 聚爲一卒;能踰高超远, 轻足善走者, 聚爲一卒;王臣失位, 而欲见功于上者, 聚爲一卒;弃城去守, 欲除其丑者, 聚爲一卒。此五者, 军之练锐也。有此三千人, 内出可以决围, 外入可以屠城矣。”这些练锐之师少而精, 是为军之利器, 可以以一当十, 以半击倍。在《料敌》篇中提出要简选“虎贲”之士, 对其选而别之, 爱而贵之, 是谓“军命”。那么让军队成为练锐之师, 关键在于合理的军队管理和严格的军法军令。

　　(二) 治军需要严格的管理

　　在军队管理方面, 要备足军需物资, 调理好战马, 保养好战车, 兵器锋利, 甲胄坚固, 总之是要武器装备精良。这些军备物资随时要保持良好的状态。尤其是对战马, 更要小心护养, 爱护有加。在冷兵器时代, 战马战车就是重型武器装备, 平时精心维护, 战时才能发挥威力。

　　(三) 能“任其上令”的军队才能打胜仗

　　在军法军纪方面, 吴子提出要法令严明, 赏罚以信。要让军队能够“任其上令”。也就是要训练出严格执行命令的军队。严格服从军令的军队“居则有礼, 动则有威, 进不可当, 退不可追, 前却有节, 左右应麾, 虽绝成陈, 虽散成行。与之安, 与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离, 可用而不可疲, 投之所往, 天下莫当, 名曰父子之兵” (《吴子·治军》) 。那么怎样才能使士卒听令呢?军令军法制定容易, 关键在于执行。

　　1. 执法必严, 赏罚必信

　　吴子执法必严, 赏罚必信。这在他尚未出仕成名时就体现出来了。著名的“吴起杀妻求将”之事其实是“吴起出妻行令”之事的讹传。《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吴起, 卫左氏中人也, 使其妻织组, 而幅狭于度。吴子使更之, 其妻曰:“诺。”及成, 复度之, 果不中度, 吴子大怒。其妻对曰:“吾始经之而不可更也。”吴子出之, 其妻请其兄而索入, 其兄曰:“吴子, 爲法者也。其爲法也, 且欲以与万乘致功, 必先践之妻妾, 然后行之, 子毋几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于卫君, 乃因以卫君之重请吴子。吴子不听, 遂去卫而入荆也。[5]286

　　他要求言必信, 行必果, 他将这种这种处事规范首先付诸于家人, 正如《大雅·思齐》所说:“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6]773要行法令, 先于妻子, 再及于兄弟手足。先从家庭开始, 再推及国家。治家之道与治国治军之道息息相通。在与人交往中, 吴起也是严格遵守信约。《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

　　吴起出, 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诺。”期返而食。吴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来, 吴起至暮不食而待之。明日, 早令人求故人。故人来方与之食。[5]237

　　吴起治理西河, 为了推行法令, 取信于民, 曾偾表立信。后来的商鞅变法就效仿吴起立木为信。这些都表现了吴起执法必严, 赏罚必信的行事风格。如果在战斗中不守军令, 即使立了战功, 同样会被严惩。《尉缭子·武议》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吴起与秦战, 未合, 一夫不胜其勇, 前获双首而还。吴起立斩之。军吏谏曰:“此材士也, 不可斩。”起曰:“材士则是矣, 非吾令也。”斩之。[3]388

　　就是在与敌人交战中, 也要依法作战, “诸吏士当从受敌车、骑与徒, 若车不得车, 骑不得骑, 徒不得徒, 虽破军, 皆无功”。 (《吴子·励士》)

　　2. 服之以理、抚之以情

　　除了执法必严, 赏罚必信, 吴子治军的过人之处还在于服之以理, 抚之以情。先来说“服之以理”。作为将帅在带领军队时要“无犯进止之节, 无失饮食之适, 无绝人马之力。” (《吴子·治军》) 即不能违背人和马的基本生存节律, 不可将士卒当作战争机器。这样士卒才能心悦诚服地听从将帅的命令, 维护军法军纪。否则就会有令不行, 有法不依, 最后法令自废, 更不用说能令其死战、乐战了。“兵战之场, 立尸之地, 必死则生, 幸生则死。” (《吴子·治军》) 要激发出将士们的必死之志, 必须让将士们对于法令心服口服才行。所以在法令的设置和军事指挥上必须科学合理, 实事求是, 不可盲目草率, 这样才能得到士卒的认可。正因为吴子治军法令简而严厉, 他创立的魏国武卒威震天下。

　　再说“抚之以情”。吴子既是一位军事家, 也是一位法家人物。先秦的变法活动都是为了强国强军, 每一国的变法活动都会对军队产生巨大影响。而军队中更能体现法制的重要性。吴子之后的尉缭子, 其兵法思想更是以军队的法令规范见长。但与其他法家人物不同的是, 吴子更注意法令和人道的结合。吴子本人在行军作战中爱护士卒是出了名的。《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

　　吴起爲魏将而攻中山, 军人有病疽者, 吴起跪而自吮其脓。伤者母立而泣, 人问曰:“将军于若子如是, 尚何爲而泣?”对曰:“吴起吮其父之创而父死, 今是子又将死也, 今吾是以泣。”[5]275~276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作为将帅能与士卒们同甘共苦。将帅能视士卒为手足, 士卒当然能为其乐死忘生, 其在军中的威信自然能树立起来。其法令自然能被士卒所遵从。所以不论是服之以理还是抚之以情, 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士卒“任其上令”, 得其死战之志。

　　3. 论功进飨, 得其死战之志

　　所有的法令规范都是他律的, 都是被动的, 只有化被动为主动, 才是最高境界。能让将士们乐战、死战, 激发起昂扬的斗志将会攻无不克, 战无不胜。能得将士死战之志, 达到“发号布令而人乐闻, 兴师动众而人乐战, 交兵接刃而人乐死”的效果, 只有服之以理、抚之以情还不够, 吴子还有一项更高明的举措, 那就是“进飨励士”。具体的做法是:在国家非常重要的庙堂大殿上设下宴席, 分三排座位宴请士大夫。让立有上等功的坐在最前排, 席上摆下饭菜酒肉, 同时还放上贵重的用具和牛羊猪三牲。立有二等功的坐在后排, 席上摆下酒肉饭菜, 器皿用具降低一等。没有功的坐在后排, 席上只有酒肉饭菜, 没有贵重的器具。宴会结束后, 又在庙门外赏赐有功之人的父母妻小, 同样按功劳大小行赏。凡是为国战死的, 每年派遣专人慰劳、赏赐死者的父母, 表示不会遗忘他们。 (《吴子·励士》) 这样的论功进飨举措刺激的是将士们的荣誉感、尊严感、价值感, 这是人生需求的更高层次。试想, 受到这样“等差”礼遇的将士们, 一旦上阵杀敌, 能不力战、死战吗?因为这时他们不仅是为保家卫国而战, 也是为家族荣誉而战, 为实现人生价值甚至是人生信仰而战。而那些在宴席上坐在最后排的“无功者”甚至在战场上可以视死如归, 犹如一个个奋不顾身的“死贼”。“一人投命, 足惧千夫。” (《吴子·励士》) 如果建立一支人人“投命”的军队, 率以讨敌, 将会所向披靡。由此可见, 吴起也是一位出色的心理学家, 他熟悉将士们的心理, 他不知不觉将心理学运用到军队治理之中, 这种做法对后世的名将治军产生了巨大影响。

　　(四) 用兵之道, 教戒为先

　　从治军原则, 到军队管理, 再到赏罚制度一系列的军队治理大问题解决了, 剩下就是士卒的战斗训练了。用兵之道, 教戒为先。因为“人常死其所不能, 败其所不便”。对于军队训练, 吴子提出传、帮、带的方法。以少带多, 层层传递, 将军队按人数的多少分成不同层次的单位, 然后分单位分组织展开训练。吴子说“一人学战, 教成十人;十人学战, 教成百人;百人学战, 教成千人;千人学战, 教成万人;万人学战, 教成三军。” (《吴子·治军》) 这种练兵方法速度快、效率高, 能很快让士卒融入军队, 练就基本的作战方法。在训练中责任到人, 各司其职。将帅要懂得带领军队, 判断敌情, 熟练作战指挥技能, 掌握各种阵型变化和布局。士卒们按其才能和特点分派不同的任务。最后还要训练士卒们对基本的军令标志的反应能力、执行能力。还要掌握行军作战中基本的常识和忌讳等。

　　四、“文武兼备, 刚柔相济”的将帅观

　　如果说军队是国家利器的话, 将帅就是这利器的操持者、使用者。千军易得, 一将难求。将领的素养和才能关乎战争的胜败。吴子认为, 为将者, 勇敢只是将帅的一项基本素质而已。用兵作战时需要刚柔相济, 指挥作战的将帅必须文武兼备, 智勇双全。如果仅具勇敢, 必定会轻率地与敌人交战而不考虑利害关系。所以吴子认为, 作为一名将帅, 除了勇敢之外, 更要具备其他一些更高的素质。

　　故将之所愼者五:一曰理, 二曰备, 三曰果, 四曰戒, 五曰约。理者, 治衆如治寡。备者, 出门如见敌。果者, 临敌不怀生。戒者, 虽克如始战。约者, 法令省而不烦。 (《吴子·论将》)

　　所谓理, 即治理, 指管理大军就像带支小部队一样井然有序。所谓备, 即战备, 指军队一出动就要进入临战状态。所谓果, 即果敢, 指跟敌人作战时, 要把生死置之度外。所谓戒, 即警戒, 即使在战胜之后仍象初战一样不骄不躁, 保持高度戒备。所谓约, 即简要。指给军队下达命令, 要简明扼要而不繁琐。另外, 将帅还要无条件地接受君命而不推辞, 只有打败敌人之后才能请求返回。所以从领兵出征时起, 就只有战死的光荣, 而决无活着蒙受耻辱的道理。

　　吴子一再强调要有“死战”之志, 这一点对士兵如此, 对将军更是如此。因为, 战场是流血牺牲的地方, 抱着必死的信念反而会求得生存, 贪生怕死反而会被消灭。那些善于指挥的将帅, 就像坐在漏水的船中, 趴在着火的房屋之下, 使敌人来不及谋划, 也来不及鼓动, 只能被动挨打。所以“用兵之害, 犹豫最大, 三军之灾, 生于狐疑”。将帅指挥作战必须沉着果断, 绝不能优柔寡断。

　　作为将帅, 还要在行军作战中懂得和掌握气、地、事、力“四机”。即掌握士气、利用地形、使用谋略和提高军队战斗实力四个方面, 这是作战中的四个关键因素。三军人马众多, 百万人数的大军, 排兵布阵, 设防安营等的空虚与严密, 都由主帅一人决定, 所以要掌握军队的气机。狭窄艰险的道路, 有名的险山要塞, 只要十人扼守, 千人也不可逾越, 所以要都懂得利用地机。善于派遣间谍, 善于利用小股部队不断扰乱敌人, 分散敌人兵力, 让敌国君臣相互抱怨, 上下互相怪罪, 会运用这些谋略, 就叫做掌握了事机。使战车的轮轴坚固, 舟船的橹楫便利, 战士精通阵法, 战马熟悉追逐, 这叫做力机。只有懂得这四机, 才能担任将领。

　　将帅的威望、德行、仁爱和勇敢四种素质, 必须足够用来统领部属、稳定军心、震慑敌人、解决疑难, 发号施令使部下不敢违背, 所在之处敌人不敢对抗, 得到这样的将领, 国家就能强大;失去这样的将领, 国家就会灭亡。这样的将领才可称为良将。

　　吴子还指出, 军令的执行情况也是检验将领威信的方式。金鼓、旗帜是传达将令的重要工具, 必须清楚、准确, 同时还要用刑罚来保证命令的严格执行。最后做到“将之所麾, 莫不从移;将之所指, 莫不前死”的治军效果。可见, 将帅的素养、才能也关乎军队的治理。

　　另外, 吴子还指出, 将帅不但自身要素质过硬, 在指挥作战时, 还要想办法观察和判断敌将的才能, 并将其作为决策依据, “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 因形用权, 则不劳而事举”。针对不同的将领采取不同的战争部属和应对之策。

　　此外, 吴子还针对行军作战中可能发生的情况, 提出了各种“应变”对策。从这些对策可以看出这样一种基本思路, 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无论采用什么战术, 都必须及时掌握敌情。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上的强弱及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 并作出正确的判断, 然后充分利用地形、气候及各种条件, 来抑制敌人的优势, 发挥自己的特长, 使双方实力的消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和发展, 再结合具体的战术运用来达到取胜的目的。通过这些应变措施, 可以发现, 关键还是取决于军队的治理。吴子认为, 只有加强部队的纪律, 用严刑保证军令的执行, 使“三军服威, 士卒用命”, 才能“战无强敌, 攻无坚阵”。这也是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根本举措。吴子把加强军队自身素质作为提升战斗力和应变能力的根本前提。可见, 在整个《吴子兵法》中, 治军思想是其核心思想。

　　最后, 吴子还提出了战争的善后处理原则。一旦攻破敌人城池, 就应该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要严格管理自己的军队, 不可砍伐树木、毁坏房屋、掠夺粮食、宰杀牲畜、焚烧物资, 以这种方式向人民表示没有残害他们的意思。如果有人请求投降, 就要答应并安抚他们。这里仍然体现了吴子对军队纪律和军队治理的严格要求。将战争的伤害降到最小, 不扰民伤民, 这一点与吴子的“慎战”、“少战”、“义战”思想一起体现了吴子兵法思想中最为光辉的一面。

　　在先秦历史上, 吴起作为一位政治家, 可以比肩商鞅, 作为一名军事家, 又与孙武并称。《孙子》《吴子》向来相提并论, 被奉为兵学经典。《吴子》与《孙子》, 南宋高似孙说:“读《吴子》, 其说盖与孙武截然其不相侔也。起之书一乎正, 武之书一乎奇。起之书尚礼仪、明教训, 或有得于《司马法》者;武则一切战国驰骋战争、夺谋逞诈之术耳……夫以汤武仁义律之起, 诚有间, 求之于齐、鲁、晋、卫、秦、楚之论兵者, 起庶几乎。” (《子略·吴子》) 罗大经说:“《吴子》之正, 孙子之奇, 兵法尽在是矣。《吴子》似《论语》, 《孙子》似《孟子》。” (《鹤林玉露》甲编卷二) 这种“吴正孙奇”的观点, 给予《吴子》以极高的评价。四库馆臣虽然对吴子本人的立身行事颇有微词, 但对其兵法思想却赞誉有加, 并将吴子的兵学之所以合乎正统思想归于儒家思想的影响:

　　然尝受学于曾子, 耳濡目染, 终有典型。故持论颇不诡于正, 如对魏武侯则曰“在德不在险”, 论制国治军则曰“教之以礼, 励之以义”, 论为将之道则曰“所慎者五, 一曰理, 二曰备, 三曰果, 四曰戒, 五曰约”, 大抵皆有先王节制之遗。[7]1296

　　《吴子》作为兵学经典, 不仅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而且在世界军事史上, 享有较高声誉。唐开元二十三年 (735) , 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把《孙子》《吴子》带到日本, 并专门开设课堂, 讲解这两部著作。清乾隆三十七年 (1772) , 法国传教士约瑟夫阿米欧把《孙子》《吴子》译成法文, 开始在欧洲传播, 迄今拥有英、法、俄、德等译本。

　　参考文献
　　[1] (西汉)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59.
　　[2] (战国) 吴起.吴子[M].中国兵书集成 (第1册) [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沈阳:辽沈书社, 1987:36.
　　[3] (战国) 尉缭.尉缭子[M].中国兵书集成 (第1册) [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沈阳:辽沈书社, 1987:370.
　　[4] (春秋) 孙武.孙子[M].中国兵书集成 (第1册) [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沈阳:辽沈书社, 1987:6.
　　[5] (清)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 1998:286, 237, 275-276.
　　[6]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 1991:773.
　　[7] (清)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 1997:1296.

　　注释
　　1 吴子的生年不详, 赵逵夫主编《先秦文学编年史》将吴起生年系于公元前445年前后, 姑从之。
　　2 本文所引《吴子》原文未注明者, 皆出自《中国兵书集成》本《吴子》,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沈阳:辽沈书社, 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