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关于美好生活的研究应进一步深入。美好生活的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和古希腊, 但是它的概念和内涵还需要进一步厘清。当前, 美好生活的研究涉及各个领域各种不同角度。基于生态学视角的美好生活的心理学研究, 是指在马克思幸福观和生态学思想的指导下, 谋求一种现实生活背景下需求侧和供给侧有机结合的研究, 这类研究可以借助于智能生态瞬时评估 (i EMA) 模式来具体实现。具体研究过程还存在一定的难点, 例如前期的理论建构以及研究涉及的情境背景因素的分类和量化等问题。

　　关键词：　美好生活; 幸福; 生态学; 智能生态瞬时评估;

　　Abstract：　With the change of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our country, the researchers should pay intensive attention to the topic of “good life”. The studies about “good life” can be traced back to ancient China and ancient Greece, but we should first understand the conception and connotation of “good life” clearly. At present, various fields and angles were involved in the researches of good life. In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y, psychological researches on “good life” a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s views of happiness and ecological thoughts, intended to find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demand side and the supply si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eal life.And this kind of researches can be achieved with the help of intelligent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during the specific research processes, such as the early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e factors of classific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related to the research context.

　　Keyword：　Good life; Happiness; Ecology; Intelligent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对美好生活的探讨是古今中外永恒的话题, 关于美好生活的讨论以及国家如何为这个目标做出贡献可以追溯到至少古希腊时期。伏尔泰曾说:“上帝给与我们生命这个礼物, 而“生活得好”则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最好的礼物”。那么怎样才是“生活得好”呢?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等古代哲学家早已经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人们也一直试图找到答案。当今时代, “生活得好”这个问题变得更加重要。对美好生活的研究逐渐由传统的哲学、伦理学延展到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众多领域。

　　一、美好生活的内涵剖析

　　“美好生活”这一概念起源于亚里士多德, 通常在哲学文献中美好生活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 [1]对于这个概念的定义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例如发展伦理学的奠基人德尼·古莱 (Denis Goulet) 认为幸福可以概括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对这两个概念的认知往往是相通的。在学术文献中美好生活有时也被用来表示一般意义上的幸福, 而“幸福”亦经常被用作主观幸福感 (SWB) 的同义词, 主观幸福感通常被理解为两种情绪 (积极情绪、消极情绪) 和生活满意度的组合。[2]因此, 美好生活、幸福、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这些概念很多时候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区分。与幸福相比, 美好生活的概念对生活条件和物质生活具有更强的内涵, 更能体现健康、休闲、社区和社会问题, 美好生活明确地指出生活作为一个整体, 并不一定意味着只是一种心理状态。而生活满意度则包含比幸福概念更多的心理内涵, 通常被认为是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成分。[3]在政策制定和一些调查研究中, 人们通常认为生活满意度评价是总体幸福感的良好评价指标。对整体生活的满意度有时被解释为不同领域的满意度集合, 但是关于哪些具体领域应该包括在内, 还缺乏共识。[4]世界卫生组织 (WHO, 2013) 亦强调需要提高“幸福”一词的概念清晰度, 以便更好地为各类决策服务。

　　西方哲学领域对幸福的探讨主要存在理性主义幸福观、感性主义幸福观和宗教哲学幸福观三种。[5]中国对幸福的论述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例如儒家的幸福思想完全是一种道义主义的德性幸福论, 将个人幸福即君子人格的实现与社会理想紧密结合, 这对当今的幸福研究也具有一定指导意义。[6]儒家、道家、佛家都对幸福有着自己不同的诠释。马克思则被认为是科学幸福观的创立者, 马克思幸福观具有四个维度:幸福的概念确证是“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幸福的根本基石是“唯物史观支撑的现实生活世界”;幸福的实现路径是“人的全面发展”;幸福的终极目标是“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的实现”。[7]

　　二、美好生活研究现状分析

　　近几十年来, 学术领域关于美好生活的实证研究不断增多, 主要包括医疗生活质量 (病患) 研究、幸福的心理学研究、社会学取向的福利研究、国家发展的社会经济学研究等等。研究方式大多采用问卷调查, 例如医疗生活质量中的SF-36健康调查问卷, 社会学领域关于个人收入、住房、政治支持、社会关系等方面的问卷调查, 国家发展方面的研究则主要使用人类发展指数 (HDI) 这一概念, 而心理学中最常见的是关于主观幸福感 (SWB) 及其与相关因素的关系研究, 主观幸福感的测量通常包括积极情绪、消极情绪、生活满意度三个维度。

　　不同领域的研究为人们了解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幸福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角度和大量丰富的成果, 但是各个领域的研究大多存在彼此割裂的现象。例如心理学的研究更关注个体心理指标的测量而对各类环境背景因素、物质问题等关注较少, 那么研究就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客观手段。而其他领域的研究可能会忽视人的主体因素, 更多关注外在因素和物质生活, 这种源自供给侧的研究是从客体角度理解人的发展, 偏向于人的“基本需要”, 类似于人类发展指数的研究。然而, 众所周知的是人类发展指数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真正的美好生活, 这就是“幸福悖论”问题——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而得到显着提升, 并且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伴随着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因此, 在经历了一系列精神解放运动和对物质财富无止境的追逐之后, 人们又开始不约而同地回归到“幸福”这一人性的内在需要上, 无数国家共同努力重新定义幸福, 总的来说, 趋势是远离纯粹的经济衡量指标 (例如GDP) , 或用更主观的指标来补充这种经济措施。

　　在古代, 亚里士多德与苏格拉底和斯多葛学派争辩人类繁荣的必要条件。尽管斯多葛学派认为美德的行使对幸福感来说是足够的, 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 外在的物质财富也是必要的, 即使美德是幸福的主要组成部分。就像这些古老的分歧一样, 今天, 关于什么构成了人类的繁荣、从而促进了美好生活的争论仍在继续。

　　三、生态学视角下的美好生活研究

　　1. 生态学的内涵

　　在全球性问题突出的当代, 生态学已经超越了其生物学范畴而成为研究生物、环境、资源及人类相互作用的科学, 与人类社会实践的许多领域紧密结合。生态学的发展也加深了生物与生物间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认识的深度, 并将其提高到整体性和系统性的高度。当生态学的研究迅速地成为研究界的显学, 它就不仅是一个学科的出现, 而且是一种研究方法论的形成, 这种方法论不仅可以带来理解世界的特定思考方式上的变革, 而且可以带来特定学科的基本研究视野上的扩展。[8]葛鲁嘉亦指出生态学的视角是指从共生的方面来考察、认识和理解环境、生物、社会、人类、生活、心理、行为等。[9]

　　2.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生态学性质

　　马克思被认为是科学幸福观的创立者,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在关切现实世界和现实个人的基础上提出自身的幸福观, 主张幸福是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统一, 是创造性劳动和享受生活的统一, 足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的统一。[10]马克思第一次把幸福与人的本质、人的生存状态、发展状况联系在一起, 把幸福置于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历史中加以考察, 把对幸福的理解从精神文化领域, 带到人的现实生活中来。[11]其生态学性质非常明显。

　　马克思幸福观认为“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是幸福概念的确证, 而幸福的根本基石是“唯物史观支撑的现实生活世界”。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强调现实世界中的现实的人的因素, 人民需要什么样的美好生活, 必须问需于民。[12]十几年前就有学者强调在社会政策制定中幸福的主观指标的潜在用途——只有要求公民直接地评价他们的现状, 表达他们的愿望和期望, 才能实现有效干预。[13]但是要注意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去问民众的需要是什么。

　　现实生活中, 需要产生的动机、对需要的认识、需要的实现途径等诸多方面都受到个体的心理因素 (认知、情绪情感、意志、价值观等) 、各类环境因素以及它们之间复杂交互作用的影响, 现实生活中也需要一定的科学的心理干预和价值观引领。因此, 幸福问题的讨论脱离不了人本身, 用科学方法从人的主体以及主客体交互作用层面探究幸福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指导下的心理学命题, 能够为其他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来自需求方的科学证据, 防止“幸福悖论”的出现。

　　3. 生态学视角下的美好生活研究

　　基于生态学视角的美好生活研究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例如鲁特·维恩霍文 (Ruut Veenhoven) 在论述美好生活时, 首先进行了要素的区分。第一是美好生活的机会和美好生活本身的区别, 相当于潜力和现实的区别, 他称此为“人生可能性” (life-chances) 和“人生结果” (life-results) 。第二个区别是个体“外在”和“内在”品质的区别, 前者在环境, 后者在个体。基于此提出美好生活应包含四大品质, [14]见表1所示:

　　表1 生活四大品质分类

　　上表中环境是指各种品质的环境的总称。环境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 例如比恩·帕尔坦伯恩 (Bean Kaltenborn) 等人通过对挪威Lofoten群岛居民的调查研究认为, 对于岛上居民来说自然生态系统和文化价值观是美好生活的基石, 是最重要的因素。[15]生命的质量也与生态系统的影响有关, “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中比“污染者”的生活方式有更高的质量。个人生命能力类型, 最常见的描述是没有功能缺陷, 这是有限意义上的健康, 也被称为“消极健康”, 在此背景下, 医生关注的是身体机能不受损害, 心理学家强调无精神缺陷。但是, 在没有疾病的情况下, 可以进一步考虑功能的卓越性, 这被称为“积极的健康”, 与能量和弹性有关, 这应该属于积极心理学范畴。生活的外在效用, 是指个体对社会的贡献程度和对别人的重要性。在更高的层面上, 生活质量在社会贡献中得以体现。除了功能效用之外, 生活还可以道德或审美价值来衡量。在经典的道德哲学中, 这叫做“美德生活”, 并且经常被认为是“真正幸福”的本质。对人生的主观评价, 即个体如何评价自己的生活。大多数人的评价都是基于两种信息来源, 即直觉情感评价和认知引导评价。很多学者把这个过程看作是一种认知操作, 然而, 总体生活满意度很多时候是受情感体验影响的。

　　幸福的概念有普适性的成分也有特异性的成分, 特异性与群体特征和文化背景等均有关系。研究的一个普遍发现是, 关系是被普遍描述的一个幸福成分, 而家庭环境是最突出的情境成分。[16]一项在五大洲十二个国家进行的研究结果强调了内在平衡和和谐的重要性, 这是跨文化的幸福的心理成分。[17]但是美国与日本的比较研究表明, 虽然这两个群体都包括幸福的享乐主义的描述, 但是美国人倾向于联想享乐体验与个人成就, 而日本人更可能联想到社会和谐。[18]这样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幸福概念成分的文化特异性和普适性。一项研究调查了1200万个网络博客中共同出现的情感术语, 结果表明, 年轻人主要把幸福和兴奋 (excitement) 联系在一起, 而老年人则把幸福与平静 (feeling peaceful) 联系在一起。[19]因此, “幸福”的定义是变化的, 在一生中对应于不同的情感因素。这些研究说明了幸福的含义不是固定的, 对幸福的理解需要考虑到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文化特征。

　　而“美好生活由什么构成”这个问题在当前的积极心理学思潮中尤其得到了重视, 积极心理学家试图通过专注于人类的积极方面来提高生活质量, [20]这特别具有实践意义。人与环境相互作用, 人对生活赋予意义, 赋予意义的过程依赖于个体的认知情绪情感。例如马丁·塞利格曼 (Martin E.P.Seligman) 提出了幸福的PERMA模型和幸福公式, PERMA模型具体包括积极情感 (positive emotion) 、参与 (engagement) 、关系 (relationships) 、意义 (meaning) 和成就 (accomplishment) ;幸福公式是指总幸福指数=先天的遗传素质+后天的环境+你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21]国内彭凯平教授认为幸福科学应当从情绪、认知、社会关系、生理状态、应对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 [22]并于2016年创立幸福科技实验室进行积极心理学科研成果的转化。人类的幸福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 就是对人性的欣赏、满足和认识。“幸福是一种有意义的快乐”, 所谓的意义很多都是一种文化的意义。[23]

　　综上所述, 美好生活的研究不应该偏重于经济因素而忽略其他因素, 不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现象, 它涉及到先天遗传、后天各类环境因素以及个体因素 (认知、情绪、人格、发展等) 等多个方面及其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对美好生活的理解, 不能只从某一个角度进入, 研究者们一直谋求一种综合视角下需求侧和供给侧研究的有机结合。

　　四、美好生活的生态瞬时评估研究

　　如前所述, 美好生活的研究不应该是单一途径或者是静态的, 怎么才能科学有效的进行研究是研究者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这涉及到对外在环境的分类和选取, 对个体认知、情绪、行为的探索, 研究基于的哲学观和方法论, 具体采取何种研究方法等等。

　　因此要跳出传统方法论和方法的限制, 建立一种在人们生活地区和社会生态基础上的生态学模型, 考察现实世界中时刻与环境背景互动的人的美好生活。生态瞬时评估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EMA) 技术正是能为这类研究服务的一种工具。

　　传统的横断量化研究需要在人、文化和时间上建立某种程度的稳定性, 以确保一致的观察和分析, 但这是极其困难的, 并且存在回忆偏差, 而实验室实验排除了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另外, 调查和实验室实验不涉及重复、跨情境的采样, 无法检测到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内变异。因此, 单纯的问卷调查和实验室实验无法满足生态学取向的研究。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EMA强调对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进行实时观察和评估, 获取个体行为的动力学特征, 追求生态学效度和真实性。环境背景对行为的影响大还是个体稳定特质对行为的影响大?各种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是怎样的?例如在一项研究中, 每天早八点至晚八点每隔两小时给予提示, 经提示后被试完成某个因变量的简洁报告, 并完成当前的情绪、活动、场所等情境背景因素的评估, 持续十天。EMA自变量数据是分层的, 个体内纵向数据构成第一层, 个体间差异构成第二层数据, 数据分析采用多层线性模型。

　　EMA已从最初的纸笔方式发展到现在的基于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application, APP) 的智能生态瞬时评估 (Intelligent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iEMA) , 研究者不再需要为参与者购买移动设备, 简化了用户体验, 减轻了被试负担, 数据丢失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 (日常生活中参与者忘记携带手机的可能性非常小) , 数据收集和管理更加方便。[24]基于iEMA的美好生活的研究可以实现大规模人群的跟踪和调查, 可以实现生态学的大数据研究。

　　综上所述, 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和生态学思想指导下, 在前人理论和实证研究基础上, 对现实生活背景下个体的美好生活认知、体验和需要等进行iEMA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而基于iEMA的大数据考察更具真实性, 并且会极大丰富大数据领域的研究。这类研究中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动态环境系统如何概念化, 如何分类, 什么是人类环境背景的基本特征?根据研究需要澄清动态环境系统, 研究者才可以从整体的角度来探讨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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