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根据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古代历史科学。这些实物资料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多埋藏在地下。通过发掘、鉴定分类、等复杂的工作，这些实物资料才得以系统、完整地收集起来。因此历史学论文写作对大家专业的理论知识技能与方法的综合能力掌握较高。今天为大家带来古代历史文明研究的论文范文，供大家学习探讨！

康殷在他所著《古文字形发微》一书中说：“我是侥幸，前些年居然由彝铭图形中发现了恰恰表现上述殷、周两族祖先来源古传说的绘画，两族的族徽、图腾，大致可以弥补了这个缺陷与空白。”他所说的缺陷与空白是指这些“彝铭图形，近世多为人解作图腾……却没有人从中发现或印证商周二族祖先来源的古老传说。他对于“这两个千古之谜的揭发，不仅对自己是一件幸事，甚至对几百年来整个金文研究工作也许不算一件小事吧。”

从康氏的言语中，已使我感受到他对于这一发现的激动和兴奋。他当时的心情是“喜出望外”。他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康殷确认找到了商周二族族徽，就依此而可以对两朝的青铜器进行鉴别，“凡有此族徽之器，各有所属，泾渭分明，不再混淆，可执之以鉴破混沌。”在此之前，因对这些图形没有能够辨明其内容与作用，常常把带有这些图形的器具统称为商器，“只以较晚的，最容易令人明了的定为周器。”甚至在学术界还有人武断地说：武王之前的周人无铜器，文化落后，只有农业技术发达，灭商之后才继承了商文化。康殷认为，这两个族徽的发现足以使这些看法不攻自破。他们的说法也是“缺少史料根据、违背历史真实的草率而武断的臆断。”

依据这两个族徽考古，可以充分证明商、周“两国的铜器几乎在平行发展的，至多是周人受了商人的影响、启发……和稍晚一步。”康先生治学一向严谨，但是，为避人云亦云之嫌，我还是专程到郑州考察、印证了他的发现，我赞同他的观点。

康殷的研究成果十分重要，不仅对考古学有很大的贡献，而且对中国平面设计史的研究也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商、周两族徽经康殷的考释，使人昭然若揭，称为徽志应是确切的。从它们的立意到形式都与现代标志设计无异。从现代图形符号的分类看，一般有三种：一为图画型，包括写实与抽象的表达方式，或用线描或用图案归纳变形的方法；二为文字型，有以单字或词构成，注重字体的造型；三为图文结合型。商、周族徽属于第三种构成方式。

一、商族徽

商族徽的图形比较简洁，由玄鸟与表示契母的“妇”字构成。（图1-2）飞鸟在上，衔卵（或果），下方有“妇”字，双手交叉叠于膝上的手又似抻手接卵状，此妇就是传说中的有娀氏，即为契母。有娀氏无夫生契，还有“吞卵”、“生契”等情节均未在族徽中体现，而只取关键性并能集中表现的接卵画面。

在《诗经》中记载着商族祖先——契的故事，在《商颂·玄鸟》中写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中又写道：“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在《诗经》以后的许多史书中对这个传说故事都有更为详细的描述，是为演义，例如：《史记三代世表》褚少孙引《诗传》说：“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反映了古人对图腾的崇拜。商为玄鸟的后代，玄鸟为商的图腾，这是确定无疑的。

商族徽的创造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古代设计思想和方法的依据。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古人基本沿着造字的方法进行创作，又力图有别于文字，为了表现明确的主题，对于形象的选择和塑造是经过认真推敲的。

1. 契母的形象

契母即有娀氏，已婚之女。契母的特征是什么？古人觉得并不重要，把表现的重点之一放在“已婚之女”这一点上。族徽设计时，没有简单地用一个“女”字表示，因为它是女性的通称。要表示女子已婚，一是可用“母”字，二是可用妇字，有娀氏尚未得子，故不能用母字表示，族徽中用了一个妇字，这也是经过上述分析之后的结果。妇字实际是已婚女子的通称，从字的造型看，是由“女”字与“帚”字组合成的会意字。表示持帚理家女子是有夫之妇的意思。

2. 玄鸟的形象

商甲骨文的鸟字是侧视之形，和隹字相比，可以看得出古人注重形体的变化，鸟虽是泛称，但是古人把短尾的鸟称为隹，而特别小的鸟又称为雀，雀字本身就是由“小”和“隹”合成的会意字。既然已经有现成的鸟字而为何不用，却以图画的方式描绘玄鸟张开翅膀、口衔物品的样子呢？关键要考虑卵的处理，用现成的鸟字加一卵的效果会使人感到牵强，而且这个“鸟”字被限指为玄鸟比较难，更重要的是鸟与卵的关系不容易表现得很准确。古人的做法不仅合理，而且富有创造性——早在商代就已经有人采用图、文结合的方式设计族徽了。

周族徽

《诗经》里还记载着另外一个关于周祖先来源的古老传说。在《大雅·生民》中详细描述了周王始祖姜嫄如何生后稷，以及后稷出生后的不幸遭遇和被大鸟搭救的灵异奇迹。姜源是炎帝后、有邰氏女。诗文写到：“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时维后稷……居然生子。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在《史记·周本纪》、《楚词·天问》中都有类似的记载。总之，了解了史料中的大概情节，再端详大鸟张翼护子——后稷的族徽，就比较清楚它的含义了。

如同前文所述，周族徽的设计也是选用了两个形象，一个是后稷，一个是大鸟，重点表现了“鸟覆翼之”这一情节。后稷的形象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因为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婴儿，古人就用一个象形字——“子”来表示。而大鸟的形象就很有讲究了，和辽宁省博

物馆收藏阜新出土的西周玉鸟一样，在其他周代墓葬文物中也有大鸟的工艺品，均为张翼形状。康殷认为它们“双翅大张，双足下撑，直与族徽之鸟相同。”大鸟搭救了后稷。同族子孙自然要崇敬它，制作成工艺品，表示纪念，这些文物可以佐证周族徽中的大鸟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同，它不是偶然的现象。族徽中的鸟形不能用文字来替代，它的造型必须符合传说中的特定姿态，必须是要有双翼，并且作张开、站立、正视之状。只有创造一种独特的形态，才能让更多的人看懂和认同。

周族徽的另一种形式没有表现上述的情节，而表现的是弃婴于隘巷的场面，宋人释该图形为“折子孙”，康殷认为“幼稚可笑”。他把此图与“保”字相比，排除了“抱”和“举”的可能和图形上方两道墙组合在一起，“那么，其全形岂不正表现弃婴于‘隘巷’的诗句完全吻合吗？它似乎就是上古传说的另一片段的诗画。”这一种族徽使用的时间比较长，在西周中晚的铜器中均能见到。

上述两族徽在使用的过程中，其形态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经过无数人从不同角度创造，其间也有一些形式向简化的方向演变。有的竟省略到只剩下玄鸟，未与妇字合，或将玄鸟置于神秘的“亞”中。在癸尊中，玄鸟的喙部特别大，颇似衔物之形。凡此种种，是何原故，姑且不论，但是，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说肯定是有关系的，是否是商族徽的简化形式？尚待研究。周族徽也是如此，到了晚期，其形态已是变为两翼翅中夹护一子字。比起原形来，更简洁易懂，这种简化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如果没有前人的全景描绘作铺垫也是比较难作到的。 

晚期的周族徽，其形态已是变成两翼翅中夹护一子字.时至今日，汉字在现代平面设计中仍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汉字之中凝聚着古人的大智，我们应当认真地研究探讨。我们需要对古代设计智慧进行学习、继承、延伸和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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