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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调查报告类文献数量为主共59篇,其中横向调查研究40篇(54.1%),纵向调查研究19篇(25.7%),其次是综述类文献8篇(10.8%),量表修订4篇(5.4%),质性研究3篇(4.1%)。研究者在灾害发生后的不同地区,在不同时间点对不同人群进行研究测量,描述人群中有关创伤后成长有关特征和暴露因素的分布状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以期望获得促进灾害幸存者创伤后成长的关键因素,为进一步干预研究奠定基础。调查性研究从一般人口学资料、社会支持、自我效能、心理韧性、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情绪调节、核心信念、人格等方面探究与创伤后成长的相关性。有关量表修订的文章有4篇,创伤后成长量表(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PTGI)在地震灾区教师中的修订1篇,PTGI在汶震灾民中的修订1篇,PTGI在经历汶川地震初中生中的修订1篇,中文版积极/消极注意偏向量表(The attention 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ormation Scale,APNI)在地震后初中生中的修订1篇。3篇质性研究中,1篇对汶川地震急重灾区的8位老师和2位同学进行深度访谈,探究我国自然灾害后青少年创伤后成长的产生机制和结构维度;1篇对舟曲泥石流的63位幸存者进行个案访谈。

　　基金项目的资助可促进研究的发展,为科学研究提供推动力,使研究的前景更加明朗、乐观,提升研究学者的积极性,以促使有关于自然灾害幸存者创伤后成长的科学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纳入的64篇期刊论文中,有47篇获得了基金资助,其中部分研究受多项基金资助。其中国家级资助22篇,省部级资助4篇,市级资助16篇,院校级资助3篇,个人资助1篇,博士启动基金项目资助1篇。

　　74篇文献中,除8篇文献综述外,以汶川地震灾害幸存者为研究对象的文献最多,共49篇(74.2%),其次是雅安地震灾害幸存者7篇(10.6%),鲁甸地震幸存者和盐城龙卷风幸存者各3篇(4.6%),唐山大地震幸存者、洱源地震幸存者、芦山地震幸存者、舟曲泥石流幸存者各1篇(1.5%)。2008年我国汶川发生的Ms8.0级地震是建国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之一,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财产损失,其对国人的影响是震撼性的且深远的,因此也引起了研究学者的强烈关注。研究人群分类包含青少年、中小学生、社区居民、教师、护士、救援官兵等,其中以青少年、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共43篇(65.1%)。

　　科研论文的数量可以反应出某一个地区研究的热点和科技水平,从本研究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排名前四的发文单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由此可见,自然灾害幸存者创伤后成长的相关文献的发表区域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四川,即国内灾害救援能力较强或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的地区,因此,该地区的科研学者在灾害救援、灾害护理及创伤后成长等相关科研领域率先进行了大量探索和研究,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6]。此外,根据分析可知有关自然灾害幸存者创伤后成长的研究多集中于高校和科研机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科研院校有较成熟的科研团队,团队内有完善的科研计划,针对科研课题,可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7]。另一方面在于灾害发生后,患者经受身心双重创伤,相比于医院更关注心理创伤对患者的深远影响[8]。因此,建议今后的研究中,该领域的科研院校应充分与地方医院进行深入合作,发挥彼此优势,促进医研相长,实现研究成果在临床上的转化应用,进而促进临床、科研、教育三者之间的联动融合,促进三者协同发展,为灾害救援事业和人类健康做出重要贡献[9]。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我国自然灾害幸存者创伤后成长的研究方法较单一,以量性研究为主,且多为调查报告类文献,占到所有文献的79.8%。文章的内容多为现状调查,缺少干预方法的研究及深入,定性研究较少,纳入的文献中只有3篇是质性研究。国内针对灾害幸存者的心理干预研究,多是以消极心理测量问卷[例如: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自评量表、心理健康自评问卷、症状自评量表、事件影响量表等]为测量指标,进而评价心理干预的效果[10,11],缺少以PTGI为测量指标的干预研究。与定量研究相比,定性研究更注重患者的主观感受描述,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出当事人的心理变化过程。混合性研究则可以发挥取长补短的优势,做到量性研究与质性研究的互相补充[12]。PTGI最初由Tedeschi[13]等于1996年编着,2011年我国研究者汪际[14]对PTGI量表进行汉化、修订,形成了我国文化背景下适合意外创伤人群的简体中文版创伤后成长量表(Chinese version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C-PTGI),随后研究学者[15,16,17]分别针对震区教师、灾民、初中生对PTGI进行了修订,以使修订版量表具有更大的外部效度及普适性。不同的调查研究均显示地震、泥石流、龙卷风等自然灾害幸存者都存在一定的创伤后成长,但成长水平高低不尽相同[18,19,20]。可否根据不同灾害种类的灾后紧急应对期和恢复重建期的特点,给予幸存者个性化的心理干预措施,以促进灾害幸存者积极心理的成长,值得更深入的探索。由基金资助的情况可以看出,获得基金资助的研究占比较高,且以国家级资助为主,这也侧面说明,国家对灾害等突发公共事件引起的公众群体心理的关注,受灾人群的灾后心理建设同步重要。未来的研究应拓展研究方法,从多方面分析自然灾害幸存者创伤后成长心理的变化过程,注重个体的主观感受,丰富研究内容,从而开发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进而促进我国自然灾害幸存者创伤后成长的研究,从多角度探讨灾后幸存者的心理恢复模式及心路历程变化。

　　从文献的构成来看,其中以青少年、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共43篇(65.1%),少量研究人群包含社区居民、教师、护士、救援官兵等。我国的灾害损失以地震和洪涝灾害为主,可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21]。与人际创伤和疾病不同,自然灾害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影响,可对个人所处的微观系统(直接环境,例如:与家庭、同龄人的互动)、宏观系统(例如法律、文化习俗)、外部系统(例如服务机构、政策)等都有着巨大的冲击。青少年处于身体和心理生长发育的转折期,其心理健康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在经历地震等重大灾害时,儿童青少年更易受到重大灾害的不良影响,因此引起了国内研究学者的重点关注。在影响自然灾害幸存者PTG的变量之中,照顾者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灾后父母的应对情绪可预测其PTG的成长水平[18]。这也与本研究提取的高频词“社会支持”“青少年”“汶川地震”所相呼应。国内专家指出,灾害发生后,心理障碍对象按不同人群可分为三个层面:遇难者家属是第一层面,旁观者(包括幸存者、目击者)是第二层面,外围人群(包括官兵、记者、遇难者同事等)是第三层面,可根据危机人群和危机分期的不同,给予心理干预。未来的研究应拓宽研究对象的范围,分析不同群体的创伤后成长的心理变化过程,以及归纳总结、对比分析不同人群创伤后成长的共性和特征,以进一步促进创伤后成长的研究。

　　参考文献

　　[1]World Disasters Report 2018–IFRC Available at:http://www.ifrc.org.forest.naihes.cn/Global/Documents/Secretariat/201810/WDR%202018-FINAL_web.pdf _Accessed on February 6,2018.
　　[2]本刊编辑部.“十二五”时期中国的减灾行动[J].中国减灾,2016(23):8-9.DOI:CNKI:SUN:ZGJI.0.2016-23-003.
　　[3]Fernandez C A,Vicente B,Marshall B D,et al.Longitudinal course of disaster-related PTSD among a prospective sample of adult Chilean natural disaster survivors[J].Int J Epidemiol,2017,46(2):440-452.DOI:10.1093/ije/dyw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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