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以非理性视角，探讨电影《现代启示录》中的非理性因素，通过剖析影片中非理性因素同文明、环境的对立，及其对“人性恶”行为的影响，得出它对人性的启示：非理性虽不代表着人性的恶，却是人在自由意志下的本能选择，它是人类从无知走向成熟的不可缺的阶段。正如影片中的库尔茨来到湄公河流域，在战争中逐渐丧失理性，陷入“疯狂”，在感受到文明的“虚伪”、目睹了战争中的种种暴行后，看到了人性的恐怖和黑暗。库尔茨用死亡完成了心灵救赎，暗示了人类终能获得拯救的理想，从而赋予影片积极向上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非理性 人性恶 救赎
　　电影《现代启示录》取材于康拉德1902年发表的小说《黑暗的心脏》，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与编剧约翰·米利厄斯将小说中的刚果原始森林移至越南热带雨林，将殖民时期的背景转移至越南战争，是一部揭示“人性恶”主题的战争史诗片。影片于1979年首次搬上大银幕，导演科波拉曾因指导电影《教父》和《教父II》成名，并且有马龙.白兰度（饰演库尔茨）的加盟，使得该片于1979年5月荣获法国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2001年，这部影片经由重新编辑和润色得以重新上映。尽管同原著相比，故事的背景发生了改变，影片里的人物也有所增减，但作为一部将文学名著成功改编的电影，相隔近一个世纪，片中所表达的主题依然不比原著逊色，科波拉通过电影媒介将《黑暗的心脏》这篇文学巨著重新解读，将原著中文明的伪善和人性的黑暗披露得淋漓尽致。
　　影片讲述的是越南战争时期，美军上尉威拉德奉命带领一队士兵沿着湄公河逆流而上，前往柬埔寨杀掉背叛自己的祖国和军队、在越南丛林腹地建立自己独立恐怖王国的库尔茨。在寻找库尔茨的过程中，威拉德几乎穿越了整个越南战场，他目睹了战争中人类的杀戮、炮火下血迹斑斑的尸体以及各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历经千辛万苦后，威拉德终于见到了几近疯狂的库尔茨，库尔茨借助威拉德的手完成了死亡，得以解脱。一方面，主人公威拉德通过这段经历，看到了蛮荒之下的真实人性，即人的非理性一面；另一方面，臨终前失去理智的库尔茨在目睹了战争中的种种罪恶之后，通过死亡完成了心灵的自我救赎。本文主要从非理性的视角，探讨《现代启示录》中非理性同文明、外部环境，以及人性恶之间的关系。
　　一.现代主义非理性的定义
　　非理性，同理性相对，强调人的直觉或冲动。众所周知，人生来有动物性的一面，人性中潜藏着如饥饿、口渴、好奇心或是占有欲等一些巨大的驱使力。这种力量让人把本能放在首位，容易失去理性。
　　现代西方人心灵的迷茫和痛苦通过各种非理性的形式表达出来。弗洛伊德把人的性格分为自我、本我、超我三部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本我”就是人的非理性因素。叔本华把人的非理性因素抬高到世界本原地位，认为人就是一种“生命意志”。意志是先于认识的生命冲动，是一种盲目的没有止境的原始欲望，尼采继而提出“权利意志”。认为现代文明的堕落与退化正是因为理性的过度发展，从而破坏了人的“权利意志”。现代主义大师们都以“非理性”的方式表达他们对虚无世界的悲观看法。现代主义的非理性特征在《现代启示录》得到充分的诠释。
　　二.《现代启示录》中人的非理性同文明的对立
　　《现代启示录》表现了非理性同文明的冲突。越南边境热带丛林以及湄公河的水上公路象征着某种非理性力量，充斥着原始主义和返祖性色彩。返祖性即，返回原始时期。原始主义、返祖性同社会进步的对立反映了非理性同文明的对立。尤其是威拉德一行到达河流尽头时看到岸上古怪的石像、涂着油彩的土著，以及当地土著宰杀牲畜祭祀时的血腥场景等无不让人感到强大原始生命力的存在，这种原始生命力代表着非理性。
　　然而，文明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代表着工具理性的最高成就。库尔茨作为文明的代表，家族中从祖父辈开始均毕业于西点军校，他本人的学业非常优异。身为“美国最优秀的军官之一”，库尔茨曾在战争中多次得到嘉奖。卢梭曾指出：文明的进步非但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相反，科学和技术使人的道德败坏。越战期间，来自“文明”国度的美国人以种种借口对弱小的越南的武力侵略反映了文明的伪善。在原始丛林背景下，观众看到的是文明的虚伪和脆弱：受过良好的教育、作为“文明”象征的库尔茨来到越南后，逐渐变得“疯狂”，有着“砍人头”的怪癖，扬言“投掷炸弹，炸死所有人”。战争使得每个号称“文明和理性”的美国人发生了改变：越南战场上空美军对越共以及无辜渔民胡乱扫射；威拉德曾错杀无辜的越南百姓；基戈尔上校侮辱越南人的尸体扔下死亡扑克牌，他们无一例外地成为失去理智的“空心人”。
　　三.影片中的非理性因素同环境的对立
　　描写“人对自然的破坏”是现代主义作品的特点之一。随着信仰和道德的丧失，人们感知到的是外部世界的荒谬和无意义，逐渐被异化。环境对人冷漠、怀有敌意。《现代启示录》中描述了许多人类在战争中破坏自然的场面。湄公河流域的原始丛林唤醒了人性中的非理性力量，基戈尔上校仅仅为了冲浪，要求下属用现代化武器炸掉海滩的椰林，叫喊着“让丛林回到石器时代”！因为战争，美军用武器破坏原始自然和环境。导演科波拉通过大量烟雾将战争场面视听化，炸弹的闪光如同放的烟花在夜空闪耀，给人一种像在游乐场的错觉，与残酷的战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原始丛林沦为尸横遍野的战场。
　　四.从《现代启示录》看现代主义非理性同“人性恶”的关系
　　理性和非理性都是人性的重要部分，而人性的善恶作为道德判断又与之紧密相关。在心理学领域，弗洛伊德的“本我”即是一种恶的力量，表现为一种不受道德约束的本能愿望，接近非理性状态。康德在《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中探讨了人性和自由意志的关系。康德认为：人是高贵的，因为他和上帝一样具有理性，而人的“自由意志”使他和动物不同。康德的“自由意志”是超验的，同“物自体”相似。在康德看来，人性的善恶由自由意志决定。这种自由意志不能用理性来理解，是非理性的。人类最初是身处伊甸园的无知状态，在自由意志的作用下人选择了“恶”，只有选择了“恶”才能弃恶从善，不断去接近“善”。现代主义的非理性力量表现为一种自由意志，一种“向恶”的趋势。  

　《现代启示录》表达了人处于非理性或“疯狂”的状态下走向“恶”的观点。影片中库尔茨、威拉德上尉以及基戈尔都来自于“文明”的现代社会，库尔茨深入越南战场后，产生了种种“混乱”，内心“恶”的欲望无限膨胀，使他丧失理性，近乎疯狂。库尔茨通过杀戮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土著人对他顶礼膜拜，甚至被奉为“神明”。威拉德上尉带着刺杀库尔茨的使命来到湄公河流域，期间见证了战争中的美军各种疯狂举动：如，巡逻艇上高度紧张的船员们残杀了一户无辜的渔民家庭；美军用汽油弹轰炸村庄作为给基戈尔完美的冲浪场地…，这些片段说明了人的非理性是一种“向恶”的倾向。影片中将军在介绍库尔茨时提到：“人的思想往往有两种完全对立的东西在进行斗争，譬如合理和不合理，善与恶。而且善不一定准能战胜恶，有时邪恶也会打败人类具有天使般善良的一面……”。导演借助将军的话说出了自己的看法：现代社会中理性和文明在欲望和原始恶面前不堪一击，这是人类发展中一个真实、丑恶的侧面。人类最初的倡导理性和知识，但当面对内心的欲望时，发现到理性和知识只是一层脆弱的外壳，逐渐走向失望。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启示录》借助越南战争的主题深入剖析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五.影片中非理性主义对人性的救赎
　　《现代启示录》中描述的战争、当地土著人神秘的祭祀舞蹈，以及被人类摧毁的热带丛林等场面，暗含着巨大非理性力量，向观众展示了人性深处的一面：非理性虽不等同于人性的“恶”，却是人在自由意志下一种“向恶”的趋势，它使得现代人变成了“堕落的现代野蛮人”（fallen modern savage）。然而，这种非理性力量撕开了文明、道德的面纱，是人类走向成熟的不可缺的阶段。库尔茨作为“尼采式英雄”，虽然杀人成性，被视为“魔鬼”，但他有勇气抛弃僵死的文明和過时的价值观，不惜冒着被毁灭的危险，以自己的方式面对未知。尽管库尔茨知道威拉德的使命，却释放了他，在目睹了战争的残酷，感受到人性的黑暗之后，一心求死的库尔茨借助威拉德的手，用死亡完成了心灵救赎，更是在临死前发出“恐怖……这是恐怖……”的叫喊。
　　电影《现代启示录》中的“启示录”来自圣经新约，主要用来记录人的各种罪恶，要求世人引以为戒。虽然整部影片主要揭露了战争、人性的罪恶，充满着血腥、暴力，但影片结尾处库尔茨的死却闪着人性的光芒，以此告诉观众：人类只有对自我有了全面的认识，才能更深刻地了解自己。只有经历过苦难，见过黑暗之后，生命才有厚度，才明白弃恶扬善。如同莱昂纳德.科恩在歌中所唱的，“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透进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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