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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服源远流长,其受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政治制度的变化。而关于此类类论文写作受对外文化的交流,工艺技术的提高,审美观念的转变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地难度。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一、国服的源头
中国远在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已发明丝麻纺织技术,以丝麻织品缝制成形合体配套的衣服,史称黄帝垂衣裳而治天下,考古学家曾在甘肃临洮出土三件身穿画衣的彩陶人形器盖,其中一件头顶爬着一条长蛇,衣服上画着蛇形纹。中国古时崇拜龙图腾,传说龙是人兽蛇身,因此专家们认为这件彩陶人形器盖和龙文化有关,它可能反映了一位身穿礼衣的巫师,这和后世帝王身穿龙纹礼衣的制度一脉相承。
二、国服的形成
公元前约22—约前21 世纪初夏王朝建立,中国服饰文化由原始社会的巫术崇拜过渡到以政治伦理为基础的王权象征。《尚书•益稷篇》记载帝尧授意帝舜穿“十二章”的冕服作为祭告天地祖先的礼服,“十二章”就是上衣画日、月、星辰、山、龙、华虫(雉鸡)六种纹样,下裳绣宗彝(杯纹)、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六种纹样,以象征对国家服饰的上层建筑作用十分重视,政府各部门设立专门管理服饰资料生产的官工作坊。《周礼•春宫》设有“司服”的官,管理国王参加吉凶礼节的礼服。根据礼节轻重,国王要分别穿太裘冕、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等六个等级的礼服,国王下面的臣属,则按低于国王的等次,再按臣属爵位高低等次,穿用与各自地位相应的礼服,以维系统冶阶级内部的秩序。周代的章服制度是继承夏商两代的遗制而更趋完备,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对周代章服制度极度赞赏,他说:“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儒家学派的这种观点,对秦汉以后中国服饰文化的取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奴隶社会治理国家的手段,对统治阶级内部用礼教,对劳动者奴隶则用刑罚,奴隶阶级只能穿粗布衣服,甚至赤身裸体,所以奴隶主贵族的礼服就是国服。周代的章服制度,使国服达到了法制化和规范化。
三、春秋战国时期服饰观念的变迁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泾渭流域游牧民族犬戎势力强大,周平王被迫于公元前770 年由镐京(今西安南沣水东岸)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在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接触中,出现了服饰文化的交流。春秋初期,管仲辅佐齐桓公(公元前685-684 年)改革政治,发展盐铁生产,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捍卫国家不受异族侵犯,后来孔子对他十分称赞。《论语•宪问》:“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古代边疆地区游牧民族的服饰以剃去部分头发,余发披垂及衣服左衽为特点。而华夏民族则蓄发在头顶,打髻及衣服右衽为传统习尚,历数千年而不变。后世中华国服一直传承右衽的形式。但在这样的传统基础上,中华国服也在不断地吸取外来服饰的先进成分来丰富自己。
公元前302 年,赵武灵王为了对付东胡、林胡、楼烦三胡轻奇兵奔袭骚扰的危险,决定胡服骑射强化赵国军队的改革方案,他用“观时而制法,因时而制礼,法令制度划等号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治世不必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的理论,驳倒了反对派,废弃赵国军队原先穿袍服和前后裆不相连的“穷绔”(即绲裆绔),改穿短衣窄袖的短装和前后裆相连的连裆裤“祵”。连裆裤可在骑马时保护腿部肌肉少因磨擦而受伤,短装则便于运动。这就强化了赵国军队,攻破了林胡、楼烦,史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工具的使用大大发展了生产力,齐鲁等地有些经营丝帛、染料贸易的大商人财富可比“千户侯”,这些人食必粱肉,衣必文采,高级丝绸衣料打破了以前只许国王后妃使用的限制。此外在色彩的观念上,按过去认为色彩有尊卑之别,青赤黄白黑是正色,象征高贵;正色可作礼服。绀(红青色)、红(赤之浅者)、缥(青之浅者)、紫、骝黄是间色,象征卑贱,只能作便服及内衣和妇女平民的服色,但齐桓公偏爱穿紫袍,国人效之,以致紫色丝绸价格暴涨,后来孔子对此持批评态度。但紫色却从此变成了高贵的色彩。
四、国服与胡服的进一步碰撞与影响
根据考古发现的资料,在战国秦汉时期,华夏民族的袍服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曲裾袍,交领右衽、前襟右侧加接一块很长的三角形,穿时可从右侧绕过后身,再从左侧绕回前身,用带子系住,长袖下部呈弧状,衣身宽松,风度华贵。如湖南长沙子弹库1 号战国墓出土驭龙升天图帛画中的男子、陈家大山战国墓出土帛画中的少女、仰天湖战国墓出土彩绘女木俑、河南洛阳全村韩墓出土舞女玉佩、湖南长沙马王堆1 号西汉墓出土帛画中利苍夫人等都穿这种曲裾袍。从湖北江陵马山1 号战国楚及湖南长沙马王堆1 号西汉墓出土的曲裾袍,得知其裁剪方法都是上衣与下裳分开来裁,然后缝接在一起,这和儒家所说的深衣的裁法,即纪念祖先上衣下裳分开的遗制相近,因此有人称它为深衣。儒家理论认为,深衣袖圆似规,领方似矩,背后直如绳,下摆平衡似权,符合规、矩、绳、衡、权五种原理,故比朝服次一等,可以把它当吉服穿。(这些思想内涵,可能是后世儒家的附会)另一种袍服形式为窄袖直裾式,比较实用。
公元4-6 世纪的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边区游牧民族和西域国家重视实用功能的胡服,很快为华夏劳动人民所接受,胡服中尤以上衣与下裤配套的裤褶服最流行,连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也接受。《魏志•崔琰传》记载魏文帝(公元220-226 年)做太子时,穿了裤褶服出去打猎,有人劝他不要穿这种“贱服”。《晋书•五行志》说魏明帝戴了绣帽,按浅青色薄绢的胡服半袖衫去见臣下,被斥之为“服妖”。到南北朝,时官司服就都穿裤褶服了,《梁书•陈伯之传》说褚缉写了一首诗去讽刺后魏人,诗曰:“帽上著笼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但到晋朝(公元266-420 年),裤褶服就被定为“车架亲戎中外戒严之服”,天子和百姓都能穿了。裤褶服能在中原上下流行,不在于它的形式美,而在于它的功能。与此成对比的是公元486 年北魏孝文帝衣冠改制的故事,他羡慕中原宽衣博带的衣冠雍容大方,下令衣冠改制,改轻便实用的鲜卑服为汉式袍服,结果连他的太子都因反对其而叛逃。
五、以我为主、大度包容的大唐服饰文化
从公元220 年三国分裂,至公元581 年隋文帝统一中国,历经360 多年的政治动荡,边疆少数民族的裤褶服、小袖袍、小口裤、皮靴等较中原传统官服深衣制实用方便的胡服,已在人民生活中产生深刻影响。但中国统治阶级的官服,则受儒学以孝为治国之本的思想影响。唐代把祭服和朝服名为“法服”,意谓法定不能违背古制的服装,我们可从敦煌莫高窟220 窟贞观时(公元627-650 年)的维摩诘经变壁画中看到唐朝皇帝穿朝服的形象,那是配套极其繁复,穿上完全只能摆摆架式,连走路都不好走的服装,但却有很多符合巩固封建王权的思想内涵,所以一直被保留下来,直到清朝才废止。唐朝君臣在从事一般政事活动时所穿的公服和平时生活活动所穿的常服(又称燕服),则吸收南北朝以来胡服结构中的成分,创制了唐代的新风貌。例如把古时的深衣改进为圆领右衽,前后身均直裁,四开裾,于领座、袖口、衣裾边缘加贴边,前后襟下缘用整幅布接成横褴的“缺胯袍”。这种袍分宽袖和直袖两种款式,宽袖的华贵潇洒,多为官服中的常服,称为“圆领袍(衫)”。衣身紧窄直袖的称为“袧衣”,官员奴仆都可以穿,唐代女子也常有穿翻领袧衣的,翻领有大小长短各种款式变化,腰束蹀躞带,下穿条纹长裤,脚穿麻线履或靴子,一派矫健活泼的气象。另外,唐代女装流行穿高腰长裙,上穿U 字领露胸半臂或窄袖小衫,肩上披帛,洒脱开放。唐代壁画敦煌莫高窟98 窟于阗可汗天公主供养像和安西榆林窟回鹘圣天公主供养像都穿绣花大翻领,绣花紧袖头,腰间束带的宽松拖地式连衣裙“回鹊装”,这都是唐代包容异族服饰文化的例子。正因为有这种大度包容,使唐代服饰文化出现百美纷呈的繁荣局面。
六、封建王朝由盛变衰时期的服饰文化
公元10 世纪初的半个世纪中,中国又处在连年战乱的分裂局面中。公元960 年,宋太祖在陈桥兵变中得到部属拥护获取了政权,此时契丹、西夏、党项等游牧民族势力威胁宋朝安全,宋朝每年向民间收刮财物向异族纳贡换取暂时和平,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宋统者利用儒学封建伦理纲常,从精神上奴化人民,于是出现了程朱理学,在服饰上则出现了以“恢尧舜之典,总夏商之礼”,“仿虞周汉唐之旧”的钦定聂崇义《三礼图》,使中国服饰文化更趋于封闭和保守。我国五代时(公元907-960 年)已出现女子缠足,宋代时,压迫妇女的缠足陋习在汉族统治区全面推广,使中国服饰文化出现畸形发展的局面。这一时期的官服都是宽袍大袖,士大夫的休闲服如直缀、襕衫、道衣、鹤氅、褐衣等,也都是宽松脱体,反映出一种散漫不拘的风尚。女子日常服装则流行窄袖紧身的对襟旋袄,下配长裙,外配对襟广袖或窄袖长袍(或衫),为一般正装。
七、明代的品服
中国自公元907 年由契丹人建立辽国,接着有女真、党项羌人建立金国和西夏国,至1206 年蒙古族成吉思汗灭宋建元,辽金西夏蒙古各族服饰进入中原,使华夏传统官服不时受到冲击和影响,明太祖朱元璋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目标,推翻元朝统治,在服饰制度方面提倡恢复大汉文化传统,把唐宋幞头、圆领袍衫、玉带、皂靴加以承袭,确定了明朝官服的基本风貌。除皇帝冕服秉承古制外,皇帝日常公务活动所穿常服为头戴翼善冠,身穿盘领右衽直裾黄袍,腰围宽松式玉带,脚踏粉底皮靴,黄袍前胸后背及两肩各织绣团龙一个。文武官员则戴乌纱帽,穿肋领右衽大袖衫(袍),前胸后背各补缀一块约36-38 厘米的方补,公侯驸马伯绣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鹤,六品鹭,七品鹦鹉,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品练鹊,凤宪獬豸。武二品狮子,三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脚踏皂靴,腰围金带。当时政府在南京、苏州、杭州设专门为皇家织造高级丝织品的织造衙门,使织绣技艺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明代官司服,仪态端庄,气度宏美,成为华夏官司方礼仪服装的典范。清代官服,强调保持满族衣冠传统,冠帽及披领和剪袖等处改为满族形式,官服补子则基本传承了明朝。迄今我国戏曲舞台的演出服装,也基本保持明代官服的式样。
八、近现代中国服装的平民化与大众化
1911 年10 月10 日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以封建皇帝为中心的等级定衣冠的服饰制度已失去存在的社会基础。1912 年,北洋政府颁行服制条例,规定男礼服分大礼服和常礼服,大礼服分昼夜两种,都是西式的,昼用大礼服翻领对襟,长与膝齐,袖齐手脉,后裾开衩。晚用大礼服大翻领对襟,前长与腹齐,后长齐腿弯,后裾开衩。大礼服裤前身开裆,用暗扣六,缘之左右用拉扣。大礼服之帽为顶沿略椭之高桶帽,男西式礼服昼用掩踝系带之短靴,晚用露袜系带之革履。常礼服有中西两式,西式又分早晚两式,早用常礼服翻领对襟,前身襟下缺斜如燕尾服式,袖齐手脉,后裾平齐开衩。晚礼服大翻领对襟,身长过膝,袖齐手脉,后裾开衩。裤鞋与大礼服同。中式男常礼服,褂身长过腰,袖逾手脉,对襟五扣,左右开衩。袍长身右衽,领齐同褂,袖长同褂。中式女子礼服,上衣长至于膝,袖长掩手脉,齐领对襟五扣,左右后开裾。下裳,前后酌留中幅,左右打裥,上置腰幅,两端各置裙带。又说民国七年(1918 年)有参议院通过的服制,大体与以上相同。这种服制,以西式为主,在现实生活中与大多数平民百姓无缘,真正使中国服装走上平民化大众化道路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杰出领袖孙中山先生。他在演说中曾说过:“比方拿穿衣来说,古代时候的衣服所谓是夏葛冬裘,便算了满足需要,但是到了安适程度,不只是夏葛冬裘,仅求需要,更要适体,穿到很舒服,程度达到之后,于适体之外,还要再进一步,又求美术的雅观。”[1] 他在出任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时,回复中华国货维持会的信函中,提出制定中国服装新图式的四项原则,即“此等衣式,其要点在于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乎观瞻”[2]。后来孙中山先生就在上海荣昌祥西服店定做以西服为模本,改西服大翻领为关闭式立领,与欧美及亚洲各国的西服领有明显区别,前门襟有6 个纽扣直线均匀排立,上下口袋为暗袋,背有背缝,后背中腰处加上腰节的省缝,穿起来挺胸收腰,舒适自然,被称为中山装。裤子则采用西裤,中山装穿着不受限制,上班出客或日常在家都可以穿,美观庄重,中山先生亲自带头穿这种服装,很快在社会流行。随着百余年时间的变迁,中山装也有所变化,如领形改为立领与翻领结合的关半式八字形领口,后背无背缝,后背中腰无腰带,前门襟改成5 个纽扣,左右上下有4 个大小明袋等,从而更显简明大方。20 世纪中后期,我国领导人在平时和在政事活动中,都穿这种中山装。1929 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遗体奉安南京中山陵。筹委会以为在举办如此重大国礼应制定国服,因而提请政府制定服制条例。经议会十余次会议讨论,制成中西式男女礼服模样。再经数十人数十次研讨,众说纷纭,最终定蓝袍黑褂为大礼服。1929 年4 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男礼服为蓝色右衽长至膝下之上衣与长裤,女礼服为齐领右衽长过腰之蓝色上衣和黑色长裙、黑鞋两种款式,并规定男女因国际关系服用礼服时,需采用国际通用礼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全国上下流行穿蓝灰色军便服,冬季穿列宁装或棉制服、棉大衣等。“文革”中年轻人都穿草绿色军便衣,“文革”后期江青推出一种和尚领,连接系上三个扣子,领及前襟边镶布边,袖长至一臂中段,腰间配褶并配本色腰带,腰下裙长至小腿中部的连衣裙。但因穿上这种衣服不能做工、不能下田、价格高、形式感一般化,虽经官方推广而无人问津。
上世纪末市场上推出一种丝绸面料对襟马褂,名曰“唐装”,其实它和唐代服装毫无关系。对襟马褂原是清朝兵营中的服装,据徐珂《清稗类钞》所说,康熙晚年一些富家子弟才穿,雍正时穿的人多,连出门上街、应接宾客都可以穿了。民国初年,服制定黑马褂与蓝袍相配的礼服,但因用黑色,显得稳重大方。如今市上所卖的唐装马褂,用红、蓝、绿各色做底色,一律织出黄色团花,面料质量差,工艺缝制粗糙,销路已渐见低落,当为国服设计的前车之鉴。
九、国服之展望
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服,应该是以人民为本,适合现代中国人的穿衣习俗、审美情趣、形体特征、经济情况,能代表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和国家形象,具有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及时代精神,为人民喜见乐穿的服装。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科技的交流日益增多,中国人与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世界服装流行的趋势与作为世界服装大国的中国服装发展趋势的趋同现象,也将更为明显。提倡国服,应在我国现有经济文化的基础上向前迈出大步,而不能因循守旧,走回头路。
生活是多样性的,国服不能背弃形式配套的多样性,形式不能背离实用性和科学性。国服的取向取决于群众,群众需要审美和流行信息的引导,但更需要群众内心的认可。国服设计不是一时间的冲动,而是几代人倾心贡献获得群众认可的成果,需要耐心。当中国国服成为民族文化和时代精神的象征时,中国服装的世界名牌化也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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