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人口数量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很大比例，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农村人口数量有55162万人，占比39.4%。1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导下，要加强农村基层的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在党的报告中首次针对乡村治理问题提出这一要求2。农民的法律意识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农民“信访不信法”、“轻法畏法”等现象依然广泛存在。究其原因，农民受农村较为封闭的生活环境限制，导致作为社会系统价值标准的法律没有普遍被农民大众所接受、认可，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仍认为“权力大于法治”、“法治”也无法取代“人治”,这也导致农民法律意识淡薄、法治观念欠缺，以及不重视法律法规、缺乏民主监督意识等问题较为普遍；同时，由于法律本身也有其限度，“三农”问题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立法质量较低，不够科学、细化，也使得农民“知法、守法”的动力大为消减；而体现在司法、执法环节中，由于基层司法、执法人员法律素养较低，职业素质较差，使得法民关系紧张，这也为农民法律信任的构建平添了阻力。于是，在三重因素的合力夹击下，农民法律信任关系处在危机之中，因此，重塑农民对法律的信任至关重要且迫在眉睫。

　　当前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了关键阶段，培育民众对法律的信任至关重要，“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也搭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乡村治理实践路径。3农民法律意识的强弱，以及其对法律的信任程度，直接影响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我国要想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必须重视农村的法治建设；缺乏农民的法律信任，不仅会使农村的法治建设进程止步不前，还会使法治中国的建设进程大打折扣，要通过多措并举，多管齐下，以期恢复农民对法律的信任，让农民大众意识到法律能够切实保护其的合法权利，从而树立起法律权威，推进法治建设的进程，实现法治乡村、法治社会、法治国家。

　　农民长期生活在农村，受农村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传统家族观念的影响，再加上法律本身存在的限度以及法律在运行当中的不规范，导致农民缺失法律信任的原因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法律的权威依然遁形于权力的阴影之中。

　　“乡村是建立在泥土之上的，乡村中的人是靠农业谋生的。”中国农村人多地广，农民附着于土地之上，各自保持着其特有的社会圈子，一个村落中的人彼此相熟，伦理秩序来规范着他们的生活。建立某种权利义务关系的时候，农民秉承着“以和为贵”的原则，使他们遇到纠纷就选择忍让、只求平安，他们不会诉诸于明晰的法律规则与制度，权利义务的内容本身对农民来说也是相对模糊的。在这样的关系社会中，人们依靠着对彼此的信任和血缘关系彼此来往，谈论明确的法律规则反而会对彼此的关系有所损伤。相对封闭的社会形态，长期存在的宗法观念，源远流长的人情社会，农民的认知和行为习惯深深扎根于土地之上，扎根于血缘与地缘的社会结构之中；农村的社会结构单一，在“熟人社会”关系的影响下足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所以法律起到的作用极为微弱，使得农民对法律信任有较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