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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所规模差异所导致的审计溢价不再突出监管环境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自１９８８年中注协成立以来，财政部主导的政府监管和中注协主导的行业自律监管的双重监管体制在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逐步发展与完善起来。政府监管方面，学术界目前主要研宄证监会监管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我国学者主要从行政处罚的直接效应来分析证监会行政处罚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李爽和吴溪（２００４）将审计师变更区分为自愿性和监管诱致性审计师变更，并比较了两种类型的研宄样本在审计费用方面的差别，研宄发现与自愿性审计师变更相比，

被审计单位在监管诱致性审计师变更下传递出了更为强烈的监管风险信号，变更后的注册会计师通过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来缓解这一风险；朱春艳等（等学者提出会计师事务所在受到证监会等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之后，审计费用会显著提高；刘笑霞（２０１３）研宄发现受到行政处罚的审计师可能会通过提高其工作努力程度以实现审计质量的改善和职业声誉的恢复，因

此繁重的工作负荷可能会导致审计收费的相应增加。另外，陆正飞、童盼的研究发现，１４号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的发布使得审计师在出具非标意见的相关事项上更为谨慎，其加大了上市公司对非标审计意见的预期成本，因而上市公司可能愿意为避免非标意见而付出更大的成本，另外１４号规则的颁布也提高了上市公司的审计意见购买动机并成功推动其实现，学者发现，规则颁布后，上一年度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公司在变更审计师后收到非标意见的概率明显下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行业自律监管制度也逐渐完善，如信息披露、执业质量检查以及年报约谈等制度。近年来，学者将中注协所执行的年报约谈工作称为“预防性监管”，并逐步展开其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研究。２０１１年，中注协启动了一项新的年报审计风险防范机制，即会计师事务所约谈制度，在该制度下，中注协将会根据相关政策、市场变化和行业问题等确定约谈主题和对象，就被审计单位年报审计业务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提示，可见，该制度的会对审计师决策产生重要影响。黄益雄（２０１５）研宄发现，被约谈事务所对客户的审计收费会明显降低，被约谈事务所审计费用与中注协约谈监管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然而莫冬燕和赵敏（２０１９）却得到了相反的结论，其研究发现中注协年报约谈机制与审计师决策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注册会计师在被中注协约谈后，会显著提高对被审计单位的审计收费。从高层梯队理论角度理解审计师个人特征对其决策的影响可以发现，审计师的认知风格、价值理念和个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工作过程和审计决策。学者对审计师特征与其决策的相关性研宄不仅关注于审计师个人特质，也包含其所在会计师事务所特征。从会计师事务所特征出发，学者普遍研宄表明事务所规模对其收取的审计费用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事务所规模区分主要放在“四大”与“非四大”上，Ｆｒａｎｃｉｓ（１９８４）在基于澳大利亚资本市场审计状况的研究中，以“八大”、非八大”划分会计师事务所，实证检验发现，“八大”收取的审计费用要明显高于“非八大”，这个结果对“大”和“小”被审计单位都适用；国内研究方面（伍利娜，２００３；漆江娜等，２００４）也进一步印证了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费

用之间的相关性；国内学者还普遍采取了另一种方式衡量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即用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收入或者被审计单位的资产规模将国内事务所划分成十大”与“非十大”，李爽和吴溪（２００４）的研究表明，两类事务所在审计费用方面并不存在明显差异。另外，会计师事务所所处的地理位置也会对其审计收费决策产生影响，刘文军（２０１４）从空间经济学视角研究了被审计单位的地缘优势对审计溢价的影响，研究发现距离事务所较远的审计客户由于缺乏地缘优势，会被收取相对较高的审计费用，并且具有行业专长的注册会计师的价格谈判能力更强，另外，会计师事务所为拓展市场，还有可能会降低对虽然距离偏远但当地审计业务竞争激烈的审计客户的审计收费。在会计师事务所行专长方面，韩洪灵和陈汉文（２００８）研究发现，只要注册会计师存在行业专长监会商誉减值风险提示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第８号文件的经验证据究发现，中注协的约谈监管行为与审计意见之间显著正相关，即约谈监管行为会提高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进一步分析研宄发现注册会计师做出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决策可能会导致审计师变更问题。另外，中注协的信息披露制度对审计师的其它决策也存在重要影响，发现，上一年度的“不清洁”审计意见会显著影响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研宄指

出我国部分将生存问题放在首位的会计师事务所可能会接受风险很高的审计项目；反过来，黄益雄（２０１２）和张锦（２０１２）指出对外披露审计师的变更信与当年和下一年的审计意见类型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媒体监督是指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揭露、报道或评论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从而达到支持和监督国家机关的目的。现代社会的媒体监督体系以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为载体，具备范围广、速度快以及互动强等特质，是社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Ｆｒｏｓｔ（１９９１）研究杂志报道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发现当一些上市公司的亏损状态被华尔街杂志报道以后，其审计师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会提高发现上市公司在审计工作开展之前如果被公众媒体进行了负面报道，那么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意见的可能性就会显著上升。在国内研宄方面，张龙平和吕敏康研究发现审计师的审计意见决策会参考媒体意见，体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从众”心理，并且审计师的风险容忍度可以调节该相关性。在审计费用决策方面，刘笑霞等（２０１７）研宄发现媒体负面报道与审计收费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分析可见，现有学者对于审计师决策（审计费用与审计意见）影响因素的直接研宄较少，更多的是对二者影响因素的单独分析。

       审计师作为资本市场重要参与者，其决策深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已有研宄主要从国家法律和监管环境角度出发探寻影响审计师决策的因素。法律环境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国家法律程度的健全与否会对审计师执业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比了１５个国家的上市公司审计费用，实证检验发现，法律制度更完善的国家，审计费用相应也会更高；但是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溢价与被审计单位所处法律制度是否完善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客户群体规模大小会对上述影响产生调节作用，上述影响在小规模客户群体中更为突出。不同于被审计单位涉及法律诉讼，注册会计师一旦被提起诉讼，其自身所面临的市场地位和职业能力都会下降，Ｅｕ－Ｊｉｎａｎｄ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２００１）发现，陷入法律诉讼的注册会计师与无诉讼风险的同行相比，审计收费相对较低，二者差异会因审计师所处地域和行业专长的不同而更加显著。法律环境一一审计风险一一审计定价”为理论框架来研究我国法律环境对注册会计师执业行为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审计师在确定审计费用时会将地方律环境列入，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在法律环境好的地区，会计师无论审计客户市场大小，其都可获取一定的审计收费溢价，然而发现，注册会计师个人层面和事务所层面的行业专长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研宄证实审计溢价只存在于个人层面。我国关于审计师个人特质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利用审计费用率研究模型，以我国２００９年证券市场为研究背景，发现注册会计师的所学专业、执业时间和年龄等个人特质与审计费用率之间显著相关，注册会计师工作越努力，其审计投入越多，所以审计定价相对更高。另一方面，审计风险越高的客户，注册会计师陷入法律诉讼的可能性就越大，相应可能会需要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进行补偿。此外，审计费用还取决于注册会师对审计客户的价格谈判能力。

           以往研究表明，审计费用依赖问题和审计师变更会对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意见产生重要影响。伍利娜提出了区别于非标审计意见的负面审计意见的概念，即将带解释说明段的无保留意见除外，研究发现负面审计意见可以显著提高审计定价，但审计师出具带解释说明段的无保留意见与审计费用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因此审计意见理论并不能得到证实；唐跃军（２０１０）研究证实，本年度注册会计师在进行审计意见决策时会考虑上一年度的审计意见，上一年度不利的审计意见可能会增加本年度不利意见出具的可能性，但注册会计师也可能会选择改善审计意见，研究发现后一种可能性与异常审计费用存在显著正相关，提高审计费用可以显著降低被审计单位收到不利审计意见的概率，进而有效防止审计意见继续恶化。关于审计师变更和被审计单位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之间相关性的研宄并未发现二者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国内研宄方面，耿建新和杨鹤（２００１）发现，上市公司本年度进行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可能性在上年度被出具过非标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里更为常见，并且研宄发现在审计师发生变更以后，被审计单位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要显著多于非标审计意见；同样的，李东平等的研宄也验证了审计师变更与被审计单位上一年度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而吴联升和谭力研究发现，更换审计师未达到改善上市公司审计意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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