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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师决策是指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依据专业能力和职业判断所做的审计费用决策、审计意见决策、审计期限决策和业务解除决策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审计师决策的相关研宄逐步开展，学者们将研宄重点集中于决策影响因素，其中，审计时长（张俊瑞等，２０１５；沈伟成和业务解除或客户辞聘决策的研宄较少，目前对于审计师决策的研究多是单独研宄审计费用决策或审计意见决策。截止２０２０年６月，以“审计师决策”为主题在中国知网中进行搜索，文献总数共有１８８篇，其中题目中明确提出审计师决策的文献仅有１２篇，其他文献多是对审计具体事项（如审计质量、审计费用等）的单独研宄，由此可知，学者对于审计师决策这一概念的使用相对较少，在己有的１２篇文献中，期刊类８篇，博硕士论文４篇，除了其中两篇将“审计师决策”定义为审计意见、审计费用和审计时长或客户辞聘三项决策，其他均将其定义为审计费用决策和审计意见决策。注册会计师审计是市场行为，审计费用充分体现了注册会计师对其审计工作过程的评定，而审计意见则是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结果的集中体现，审计师在二者的决策过程中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一直是审计研究的核心问题。因此，本部分对审计师决策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着重从审计费用和审计意见两个方面展开提出两个重要的审计费用影响因素，即审计师工作强度和审计风险，权小锋和陆正飞提出，多数学者在研宄审计费用的其它影响因素时仍沿袭这一分析框架，所提出的因素多数都是对审计费用的间接影响，其中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影响审计师工作强度或审计风险进而对审计费用造成影响审计意见影响因素的研宄具有很长的历史，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最具代表性的ＤＨＬ模型建立，将客户财务状况和其在股票市场的行为纳入影响审计意见的因素里，后来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审计师在出具审计意见过程中会遵循一定的行为逻辑，并提出了“可避性假设”的概念，即把非标意见分成事后可避意见和事后不可避意见，又进一步扩展到事务所变更、审计费用、审计意见购买等理论事务所特征（如审计任期、事务所规模）等与审计收费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现有研究亦将被审计单位的盈余质量作为影响审计费用的重要因素，

其中，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ＲＯＥ）是否处于“保牌”区间是企业盈余管理的重要表现之一，伍利娜（２００３）以此为研宄对象首次实证检验发现ＲＯＥ是影响审计费用的重要因素；现有研究多将盈余管理区分为操纵性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两种类型，邵剑兵（２０１８）根据以往对盈余管理的两种分类，在其异性视角下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高管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审计费用之间的相关性，发现中介效应在真实盈余管理下显著存在，而在操纵性应计盈余管理下并不显著，两类盈余管理在调减方向下都与审计费用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注册会计师更加重视调减类盈余管理风险。方红星和张勇（２０１６）以审计风险感知为依托，分离出由企业与供应商或客户关系型交易引发的预期应计盈余管理，研究发现该类盈余管理程度与审计费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冯戈坚和王建琼（２０１９）以企业社会责任为视角，研宄发现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注册会计师在对其开展审计鉴证业务时，所消耗的时间和精力会相应降低，并且其误报风险也会相应减少，实证检验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审计费用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司治理方面，学者们探讨了董事会特征、大股东股权质押、高管背景等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将审计委员会特征作为突破点，以２００１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数据为研宄样本，在控制了企业营运表现和非标审计意见出具与否等因素下，实证检验发现审计委员会是否具有财务背景和独立董事所占比重与审计费用之间显著正相关；董事会特征是能够体现公司治理水平的另一项重要因素，李补喜和王平心（２００６）重点关注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规模以及二者的比例和董事会会议次数以及审计委员会设立等方面，研究发现董事会的独立性对审计费用存在显著影响，而会议次数和我国刚刚起步的审计委员会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并不明显；郭裸春（２００９）实证研究发现，审计费用与董事会的规模、勤勉尽责和独立性等董事会特征存在直接相关关系。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情况会对企业经营风险产生影响，进而会影响审计师对于审计风险的判断，研究发现，ｈ市公司若存在大股东股权质押的情况，则会被收取相对更高的审计费用，并且由于股权被质押的比例可体现其所隐含的风险水平，研究发现股权质押比例与审计费用之间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非国企大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对审计费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高管个人特质方面，张俊民等考察发现高管的审计背景会对审计师费证监会商誉减值风险提示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第８号文件的经验证据问题。部分主要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进行综述，分别从审计客户特征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师自身特征以及外部环境三部分分析影响审计费用和审计意见的各种因素；因为本文着重探讨外部环境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因此外部环境文献回顾对于审计师决策的定义更加宽泛，还包括审计师变更等决策，以便后续研究的开展。最后对证监会商誉减值风险提示的相关研究也进行了综述。

      在现代风险导向（商业基础）审计模式下，审计师将识别、评估和应对重大错报风险作为其工作的基本走向，其中，识别风险和评估风险是开展审计工作的第一步。我国第１２１１号审计准则明确规定注册会计师应当了解审计客户和其所处环境，以便充分识别和评估审计客户财务报表是否存在重大错报风险，进而设计和应用审计程序，审计准则亦明确提出注册会计师应从治理结构等方面认识和了解审计客户。由此可见，审计客户的特征对审计师决策存在重大影响。在客户特征中，影响审计师决策的因素主要包括：客户规模、营运表现和公司治理等方面现有研宄普遍认为客户规模对审计费用有重要影响，虽然学者们在客户规模的指标衡量上存在差异，但是研究结论一致认为，被审计单位规模决定了审计的工作量，提高了审计费用。客户营运表现方面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客户业务复杂程度、社会关系和社会履职方面。被审计单位经济业务的复杂程度是被学者广泛研宄的影响因素，将公司集团下子公司的数量及其所处行业类型作为代理变量，认为母公司经济业务复杂度对审计费用存在显著影响研究发现，审计客户的公司规模和其所拥有的子公司数量会对审计费用产生显著影响。刘斌在Ｓｉｍｕｎｉｃ模型的理论框架下，实证检验发现公司的资产规模、经济业务复杂度和地理位置是影响审计费用的关键因素，而存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长期负债占总资产比、盈亏情况等财务状况以及会证监会商誉减值风险提示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第８号文件的经验证据用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具有审计背景的决策型高管所在的公司的审计费用会相对更高，尤其是当其中的执行董事（ＣＥＯ）与财务总监（ＣＦＯ）具有审计背景，而具有审计背景的监督型高管所在的上市公司则普遍会被收取相对较低的审计费用，这种现象在监事会中独立董事具有审计背景的公司中更加明显；权小锋等（２０１８）将研究视角确定为高管的从军经历，从组织文化的角度深入考察高管个人从军经历是否会对公司审计费用产生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二者确实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内部控制质量高低、国企非国企以及审计机构服务水平等会进一步影响二者的负向影响。

           客户规模方面，公司规模一般与内部控制水平、经营业绩稳定性和审计费用具有正相关关系，因此学者普遍认为上市公司规模与非标审计意见负相关但朱小平和余谦（２００３）实证检验发现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公司的资产规模越大，其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低，蔡春等（２００５）认为，在企业管理能力较差时，资产规模的扩大将增加公司管理难度，其内控就越有可能失效，风险加大会导致出具非标意见的可能性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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